考生减少与名校扩招的同步变动，实则是高等教育在学龄人口达峰前，对优质资源布局的一次前瞻性调整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朱弢
2026年6月7日，全国1290万名考生带着梦想步入考场。数据显示，2026年高考人数较2025年的1335万人减少45万人，这也是高考报名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
与此同时，近期多所高校公布了2026年的本科扩招人数。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指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
一方面是考生减少，另一方面是招生扩大，此消彼长之间，不少人在问：2026年的高考，是不是变得更容易了？
答案并不简单。要理解这一轮变化，得从人口结构、政策逻辑和高等教育改革几个维度来看。
考生数量的减少，并非源于出生人口的减少，而是多种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招生规模扩大，也并非全面铺开，而是精准指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两相叠加，带来的是高等教育格局一次深层调整，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高考变容易了”。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给出了他的观察。他认为，这一轮扩招的深层逻辑是“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新型劳动者”的制度安排。面对2032年前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即将达峰的趋势，他判断，竞争反而“有利于倒逼高校进行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促进人才质量提升”。在他看来，扩招是推动高等教育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的重要契机，“人才既要靠培养，也要靠吸引，方向是对的。”
高考人数为何下降？
2026年高考生的主力，是2008年出生的“奥运宝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608万人，不仅高于2007年的1594万，也高于2006年的1584万。适龄人口不减反增，但参加高考的人反而少了45万——这一反差，是2026年高考人数下降引发讨论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数据来看，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其中2019年首次突破千万，达到1031万人，2024年触及历史峰值1342万人，2025年首次小幅回落，减少7万人至1335万人，2026年则进一步减少了45万人。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近期撰文称，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总体属于常规波动，也是短暂的，并不会改变未来继续增长的大趋势。
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原因之一是复读生规模收缩——即选择复读并再次报名高考的人明显减少。
陈志文分析，部分省市复读人数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比如南方某省就下降了4万人，占往年的三分之一。复读人数下降的背后有两股推力：一是高考命题自2022年起推进“反固化、反刷题”改革，这让一些习惯了机械刷题的考生不适应了，考虑到复读的风险，一些考生逐渐放弃了复读；二是复读生治理政策收紧，多地公办学校不再招收复读生，而民办学校学费较高，部分考生因此放弃复读。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变量来自生源结构本身。
2026年高考应届生，对应的是2023年入学的高中生。教育部的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967.8万人，比2022年增加了20.26万人；同时，中等职业教育（不含技工学校）招生454.04万人，比上年大幅减少30.75万人。
这一增一减，对高考报名总人数形成明显对冲：普高应届生源增加，而中职毕业生为主的“职教高考生”潜在增量减少。需要说明的是，目前高考报名人数统计口径已包含普高毕业生和“职教高考生”两类人群，中职招生收缩直接压缩了后者的报名基数，两相抵消后，总体上适龄考生减少约10万人。
更深层的因素是社会心态的转变——“学历迷信”正在退潮。
陈志文将这一现象称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带来的进步”。2026年高校毕业生高达1270万人，如果再加上回国留学生则超过1300万人，超过城镇新增劳动力的90%。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当下，学历标签效应必然下降。
麦可思研究院此前发布的《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印证了这一点。该报告指出，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持续扩大，学历通胀现象日益显现。与此同时，AI的发展让雇主对大学生的基础工作能力和实用职业技能的重视度不断提升，这使得学历光环逐渐褪色。从“考研热降温”到研究生、本科生“技术回炉”学技术技能，这些现象共同表明大学生学历崇拜降温，基础工作能力和职业技能正成为高教消费者的理性选择。
陈志文进一步指出，如今读完大学也不必然有理想工作，于是一些中职毕业生不再单纯追求学历升级，而是有合适工作后选择先就业，之后通过继续教育等方式深造。从这一点来说，也是一种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2026年并非高考人数下降的拐点，未来数年仍将保持人数的稳步增长。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此前公开表示，小学在校生规模已于2023年达峰，初中阶段预计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预计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计2032年达峰。
谁在扩招，招向哪里？
如果说考生数量的减少是这一轮高考变局的“需求侧”，那么招生规模的扩大，就是“供给侧”最醒目的变化。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成为热议的焦点。2026年3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同时明确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的规模力争增加2万人。
2026年6月10日，微信公众号“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在招生政策解读中表示，“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号召”，将扩招600人，招生总数达4825人。
东南大学是此轮本科扩容较大的高校。据《财经》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1所“985高校”宣布2026年扩招，头部高校在扩招规模和专业方向上均展现出实质性动作。
从扩招规模看，部分“985高校”力度显著。
东南大学以600人的扩招计划，在目前已公布数据的“双一流”高校中增幅居首。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总招生计划升至6160人，增加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招生计划升至6710人（含海南校区160人），增加360人；兰州大学、南京大学扩招300人、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各增加100人。
从扩招专业上看，新工科与国家战略领域学科占据主导。
“立足国家重大战略”“聚焦前沿交叉学科”“重点投放急需领域”——多所高校的招生简章中高频出现此类表述。
具体来看，西安交通大学将新增名额重点投向具身智能、智能制造、储能及电气等领域，钱学森班、强基计划等精英班型同步扩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点投向通信、雷达、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及网络安全等方向；北京科技大学新增的90个计划，全部投放于新材料、集成电路与计算机专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增设一批“智能”专业及项目，培养国家战略急需人才。
“双一流”高校之外，三类本科院校也在大规模扩招。
首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加速崛起。
西湖大学2026年首次在山东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并在安徽、江西通过普通高考招生，总规模有望突破200人；大湾区大学招生预计约190人，较首届80人大幅增长；南方科技大学全国招生预计超1400人，增幅30至40人；深圳理工大学招生范围从8省扩展至13个地区，人数从360人增至600人，增幅超六成。这类大学正成为报考新热点，部分高校录取线已比肩传统“985高校”。
其次是职业本科扩招势头迅猛。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招生计划从600人猛增至约1800人，扩招1200人，并新增8个专业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方向；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预计招生超2500人，较上年翻倍，拟新增25个职业本科专业。职业本科的持续扩张，让更多注重实践应用的学生获得了接受优质本科教育的机会。
此外是中外合作办学迎来新一轮扩容。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信息平台近日发布最新名单，共批准本科及以上层次机构86个、项目133个。以中国政法大学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合作为例，该项目采用“4+0”双学位模式，学生在海南国际学院完成学业，即可同时获得中加两校学位。这种不出国门享受国际化教育的路径，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项。
纵观2026年高考招生格局，提质扩容已成为贯穿始终的主旋律。从顶尖学府到新型院校，从学好技能到国际化教育，多元化的升学通道正在重塑人才选拔的版图。
为什么要扩招？
扩招的信号，首先来自决策层对学龄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布局。
今年全国两会，“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首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
“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并要求“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5%。”
这一部署背后，是对学龄人口“排浪式达峰”的预判。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曾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计在2032年达峰。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仍是生源充裕的窗口期。
丁长发表示，对“双一流”高校而言，未来20年内生源压力尚可控，但民办高校与薄弱职业院校将面临严峻挑战。“生源萎缩并非完全是坏事，竞争反而有利于倒逼高校进行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促进人才质量提升。”
事实上，人口因素只是扩招的表层动因，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才是本轮扩容的核心推力。
当前，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进入新阶段，高水平理工科人才与拔尖创新人才的缺口，已被各方反复提及为制约科技突破的短板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创新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到2035年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但目前看原始创新能力还有薄弱环节。对此，“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前沿科技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作出部署。
这意味着，优质本科扩容不只是“多招一些人”，而是趁着生源充裕的窗口期做大优质教育盘子，把新增名额精准投向国家战略急需的理工农医与前沿交叉方向，把规模优势转化为解决“卡脖子”难题的科技实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曾公开阐释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具有现实紧迫性。他表示，中国教育领域长期存在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以本科教育为例，尽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突破60%，但顶尖高校录取率不高。“让更多人能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既能缓解个体焦虑，也有利于优化人才结构。”
不过，扩招能否真正实现政策初衷，仍取决于培养质量的提升。丁长发提醒，部分高校在扩招中竞相追逐AI、数字经济等热门标签，但“关键是培养质量有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实际需求”。在他看来，越来越多大学生毕业后“回炉”读技校，恰恰反映出“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及培养模式严重滞后于市场的实际需求”。
丁长发建议，在扩招的同时，应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院校加快创新转型，并进一步放开转专业乃至转院校的门槛，让学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提升培养质量仍是当务之急。”
